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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门社区主任林丹鲜为人知的故事
福州众印网 2007-2-27 15:13:00 来源：转载
到福州晚报已近14年，记不清多少次采访过林丹，让我感动的是，每一次都有熟悉和不熟悉的军门社区居民向我说起林丹的新故事。就在去年大年三十晚快9点时，还有一位军门社区老伯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林丹当天晚上怕大家放鞭炮不小心会引起火灾，还未回家吃年夜饭，还在社区巷子里巡逻。现在林丹是军门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但因为采访多了，我也跟着军门社区居民，从叫“林丹主任”到叫“林丹姐”。
1“卖花姑娘”为何能活到90多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朝鲜苦戏《卖花姑娘》在国内红极一时。以至于好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靠卖花为生、生活又不如意的女性称作“卖花姑娘”。
军门社区有一个被称为“卖花姑娘”的孤寡老太。她祖籍福州，1910年生于印尼，是印尼华侨，解放前回国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送到工厂当工人。“文革”时，又因撕“大字报”，被打成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因为年老多病，后被送回福州。
老人没结过婚，无儿无女，惟一的哥哥已早逝，亲人只有一位在台湾的侄儿。当时，她没有积蓄，也没有生活来源，靠到福州郊区采些野杜鹃花、野菊花卖，艰难地生活着。
1972年，林丹姐一到居委会工作，就开始照顾她。那个年代人们生活较困难，买花的人很少。每日天黑，林丹姐一定会到“卖花姑娘”的小屋，只要看到“卖花姑娘”还有花没卖完，就掏钱给“卖花姑娘”，说：“这些花我全要了。”这不是林丹姐爱花，而是她知道“卖花姑娘”是知识分子，爱面子，她想用这种方式帮助这位老人，同时让对方好接受。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但像林丹姐这样30多年如一日地帮助“卖花姑娘”，没有以为他人服务为乐的理想是做不到的。
“文革”结束后，“卖花姑娘”平反了，工厂为她办了退休手续，每月有了300元退休金。后来，她住的房子拆迁，可以搬到外面住，但老人不肯，她说：“我离不开林丹姐。”随后，老人住到了安泰中心4座108室。
林丹姐长期有个习惯，每天上班前，会绕着社区走一圈，看看孤寡老人是否像平常一样到屋外走走，一旦不见老人，那他们可能是遇到了困难。
200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她走到安泰中心4座楼下，没有看到“卖花姑娘”。往日这个时辰，“卖花姑娘”一定拿着一个瓷杯，去小吃店吃锅边糊。没看到“卖花姑娘”，林丹姐心里急了，赶到几个小吃店，还是没找到。林丹姐又一溜小跑，冲到老人家敲门，但没人答应，俯在门上听，里面传出了细微的呻吟声。“不好，老太有事！”林丹姐立即叫来社区里的几个年轻人将门撞开，只见老人躺在小客厅里，地上有一摊尿。原来，老太太半夜起来上厕所，又舍不得开灯，滑倒了起不来。林丹姐冲上前，弯腰抱起老太太，没想到老太太直喊：“我腿痛得要命！”林丹姐想到她可能摔断了腿，就叫来急救车，将老太太送到省立医院。
医院按照规定，叫老太太交5万元钱，因为老太太无人照看，还要请个护工一天24小时照顾，请护工加上医疗费，至少要6万元。虽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老太太退休金已涨到700多元，但老人仍没有积蓄，社区也没有这个钱，而林丹姐当时月工资也只有300多元。怎么办？林丹姐想到：社区横井巷里住着一位骨科医生，请他为老人接骨，这样不是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吗？
“卖花姑娘”又被背回家，林丹姐请来了这位骨科医生为老人接骨。
接完骨的第二天，林丹姐的两条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那是“卖花姑娘”接骨时，因为痛，情不自禁拧的。接完骨需要的药，全部是林丹姐掏钱买的。
伤筋动骨一百天，林丹姐不但为老人请了保姆，还每天一大早赶到老太太家，问她想吃什么，然后买好，让退休在家的丈夫做好，中午下班时先提来给老太太吃。这一送就是一年半，直至老太太病逝。
“卖花姑娘”病逝后，林丹姐给老人在台湾的侄儿打电话，对方说自己的夫人正病着，让居委会负责打理。所有的后事都是林丹姐一手办的。火化场要签字，林丹姐毫不犹豫地在亲人栏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老福州的风俗，签这种字是很不吉利的，但林丹姐不管这些，她说：“我们要让每一位活着的孤寡老人知道，他们不孤不寡，他们有儿有女，我林丹就是他们的女儿。”
军门社区所有孤寡老人去世，林丹姐都作为女儿送他们最后一程。按福州习惯，从火化场出来时要由死者后人抱着死者的遗照回到他们生前住的家。每一位孤寡老人离去，都是林丹姐作为孝子，臂戴黑纱捧着老人的遗像回到他们家中。
后来，“卖花姑娘”的侄儿专门来福州致谢，他说：“我就是从你们身上知道共产党是最讲人情味的，最讲为人民服务的。要不，我姑姑不会活到90多岁。”
2台商夫人为何结伴到军门社区兴业？
去年初，本报与市总工会联办“海峡两岸有我家———台商家庭迎春晚会”，会上几位东南汽车城的台商太太高兴地告诉记者：“我们一起在安泰中心办了一家台湾咖啡馆，什么时候你来看看。”
有一天，记者因为顺路，便来到台商太太办的咖啡馆采访。围着安泰中心找了好几圈也没找到这个名叫“麦斯特”的咖啡馆，最后在军门社区所辖的织缎巷后一个偏僻大院里找到了这家咖啡馆。
那天，咖啡馆的两位主力干将刚好都在。洪秀惠，一位爱穿红色毛衣、扎白色黑点围巾的女士，她的丈夫姓潘，是东南汽车关联企业——和胜企业的协理。董佩琳，一位爱着淡装化淡妆的女子，丈夫姓刘，是个咖啡商。
两位台商夫人来榕后一直做专职太太。但在福州住久了，看到丈夫的事业红红火火，两位太太也有些坐不住了，就想投资创业，两人与几位台商太太一商量，决定在福州开家咖啡馆。
到哪里开最好？有台商向洪秀惠推荐了军门社区，理由是那里有位叫林丹的好干部，很会帮人。洪秀惠来了，但当时军门社区临街店面都被租光了，她宁愿在军门的一个住宅区院子里安营扎寨，也不愿到其他地方租临街店面。她对劝她改址的人说：这里小区气氛很好，像一家人一样，来这里开店，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岂有不旺之理？
3在林丹心中她个人利益有多重？
当个人利益与百姓利益发生冲突时，林丹姐到底如何取舍？我在新近采访中听到的故事，或许能对此作出一些诠释。
1972年，作为下乡知青的林丹回城，等待分配工作。因为热心帮助邻里，她被当时的居委会主任看中，劝她在等待分配期间义务帮居委会做事。虽然一分钱没有，但林丹照样干得热火朝天。后来分配工作的通知来了，林丹要进的是一个国营大工厂，当时进了国营大厂就等于有了铁饭碗，而居委会工作人员多是临时的，属泥饭碗。居委会主任实在不好意思误了当时还是大姑娘的林丹的前程，只是一个劲地说：“林丹，我们都舍不得你走，可你年轻又能干，要结婚，要养家，我们实在开不了口劝你留下来。”后来，社区居民不知如何知道了这事，天天到居委会求林丹不要走。
一边是到手的铁饭碗，一边是百姓的需求，林丹为军门社区第一次作出了重大的个人牺牲，她没有到国营大厂报到，而是留下来捧起了泥饭碗。
居委会干部长期没有正式编制，没有退休金，年老后只有每月200多元的退养金。林丹姐有好多次机会可以调到有正式编制的单位，因为社区居民舍不得她走，她一次次都牺牲了自己的利益。
1993年，一位姓高的地产商，因为在社区临时住过，认识了林丹姐，对她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很欣赏，要每月用1500元的工资请林丹姐去做自己地产公司的事务部经理，此外，每月还给奖金，年终还有红包。当时，林丹姐每月只有200元工资，又没有编制。傻瓜都看得出，从个人待遇上说，去比留在居委会工作要好。
采访中，军门社区一位姓吴的居民说起了他们当时苦留林丹时的内心矛盾：“当时，我们很苦恼，让林丹姐走我们舍不得，不让她走又觉得对不起她，她年纪也这么大了，不让她趁现在攒点钱，以后老了怎么办呀！我们商量好，这次绝不拖她的后腿。”但是，还是有很多老人憋不住，直接找到林丹姐请她不要走。林丹姐最后又是牺牲了自己的利益。
现任鼓楼区妇联主席的吴如玲，曾在军门社区的上级单位———东街街道做过领导，她告诉记者，街道曾几次要把林丹调到街道办事处工作。到街道工作，比在居委会工作工资要高，也有个上下班正常作息时间，但林丹为了社区百姓都放弃了这些机会。
在军门社区工作了35年，林丹姐没有请过一天事假，病假也舍不得休。有一次，她被诊断出患乳腺癌，后来手术病理切片证明是良性肿瘤。手术才过7天，上午10点半一拆线，她就出院直接到社区上班，一直忙到下午一点半才回家吃午饭。前些时候，她声带动手术，手术当天就回来上班。不能说话，她就用纸用笔，与人手谈，坚持工作。
有一年春天，持续大雨多天，社区南营低洼地旧房集中区闹起水灾，林丹姐在指挥转移受灾群众时，右脚小指头碰断了，因为事多，她虽觉得很痛，但也没太当回事，照样瘸着脚走街串巷，指挥群众清理脏泥、维修房屋、打扫街道，直到脚肿得抬不起了，她才觉得要去医院看看，一拍片方知骨头断了。接上骨头后，医生让她躺床静养，但林丹姐哪里歇得住，脚肿得穿不上鞋子，她就买一双大号人字拖鞋，一瘸一拐地坚持在救灾第一线。
“林丹的事迹不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一样壮烈，但这不妨碍她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因为她像他们一样心中没有个人利益，只有老百姓，只有工作。”———做出这样总结的不是我，而是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老海军。他叫陈念祖，去年夏天因癌症再次转移，以87岁高龄谢世。他的儿女事业有成，本可以住在有电梯的花园豪宅，但老人宁愿住在军门老宅4楼。老人说：“我就图住在这里，那个有难大家帮的热乎劲。”
这些是我新了解到的林丹姐的故事，我想这样的故事以后还会有。
本文标题：军门社区主任林丹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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