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出版改制元年，新闻出版改制时间表的出台，更将改制推上了快车道。然而，如何改出成效、改得彻底?肖东发将在今年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直言不讳地表示，虽然国家对出版业体制改革力度很大，推出了改制时间表，而且下发了出版体制改革指导意见，但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出版社改革的进度和取得的效果并不太理想。从早期一些出版社提出的“企业化管理，事业化运作”，到现在提出的“企业化经营，事业化管理”，一些社长依然不理解出版社改制的意义。

　　肖东发表示，改制的核心就是不能搞垄断，没有平等竞争的平台，就不会有繁荣的出版业。“像澳大利亚人口那么少的国家，有2万家出版社;中国台湾面积不大，有1万家出版社。我在台湾一所大学讲课的时候，学生几乎全是出版社老板，而我们内地对于新闻出版管理的办法还是依然落后，全国图书出版社570多家、音像出版社400家左右、电子出版社200家左右。出版社不能随意注册，书号刊号也被牢牢掌握，每一种出版形态的发展都被限制住。这样的结果，就是出版市场被无形"束缚"住了。”

　　管理体制束缚的结果，导致出版社在经营上、甚至是改革上受到阻碍。“上世纪20年代民国时期昙花一现的出版繁盛、中国台湾蓬勃发达的出版市场等经常被人拿来证明宽松的出版环境对文化、出版繁荣发展的重要性。其实，国家已经意识到新闻出版需要相对宽松的环境，去年新闻出版总署对民营出版公司的"正名"，便被认为是国家对民营出版公司在图书出版、推进社会文化传播方面重要性的认可。”肖东发说，“但是，我们又注意到，虽然国家给予了民营出版公司合法的地位，但是书号依然没有放开。一方面，国家努力推行改制，制造开放、平等的竞争平台;另一方面，出版社又牢牢掌握书号、刊号”。这就好像一位希望孩子外出打拼的母亲，一面催着孩子离家，一面又为孩子套上绳子，牵扯住他的行踪。

　　改制的不彻底性导致了出版改制的瓶颈出现，目前的改制结果并不能称得上理想，关键是没有唤起一些出版社的积极性。但又必须承认，对于书号等核心问题，若要一蹴而就改革到位又是不现实的。这就好似进入了一个悖论，不改制不行，改制又不能一步到位，目前的阶段是痛苦的必经过程。

　　虽然对一些出版社而言这一过程有些痛苦，但它也充满了机会，肖东发认为，“虽然目前的图书出版改制并没有放开书号，但是某些方面依然为民营出版商提供了相较以前很好的出版环境，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和出版社合作。出版社与民营书商合作有可能是今后最主要的图书出版模式。从内容、策划到资源上都可以涵盖在合作的范畴之中，民营公司在此过程中，将渐渐脱离印书、卖书转向策划，而出版社也将通过合作获得一定收益，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至于民营书商和出版社合作模式的构建，也是本次北大论坛中将会涉及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

　　对于目前一些国有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合作后图书出版质量下降的问题，肖东发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道：“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几年前，"三联风波"就引出了出版社品牌的保护与拓展问题。”“三联风波”是三联为了经济利益大量出版教材教辅图书，2004年经媒体报道，三联书店违反国家规定，以一号两刊形式发行两本杂志，与杂志原有的学术品位大相径庭。最终以总编辑汪季贤调离告终。

　　肖东发认为，对于出版社而言，需要坚持自由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同时需要政府给予更加宽松的氛围，但也不能缺少应有的引导与监督，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对出版业的保护。

　　而对于数字出版，肖东发表示，2009年汉王电纸书、亚马逊等电子阅读器的畅销已经表明数字化出版离大众越来越近，肖东发认为，数字出版已经成为未来出版发展趋势，出版发展必须用大出版的视角。他说，“出版的基本要素是选编作品、加工复制和广泛传播，至于是否需要印刷和纸张，并不是出版的关键。传统出版业长期处于垄断状态，数字出版的发展打破了这一格局”。

　　数字出版给传统出版业和传统出版产业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管理部门提出了新课题。但是他同时表示，虽然数字出版发展是必经之路，但是纸质图书不可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