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时代赋予出版社编辑以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已经被工资、年薪、工作条件等实实在在的硬指标所比拼下去。当下出版社的收入，大部分人常常难以对外人启齿。而没有大批充满活力、创新激情的青年人源源不断地投身到某个行业里来，这个行业是注定没有未来的。

　　对于新世纪的第三次文化组织变革而言，在大力学习西方的资本、效率手段之时，还是应该发挥文化组织变革所拥有的巨大文化动员能量，最终指导经济的还是经济深植于内的文化价值体系。　

　　出版业，中国最穷的垄断行业？

　　经常能够听到业内朋友抱怨：现在的年轻编辑，不知在想什么，好容易培养上手了，又离开转行了。前些日子为了写作《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采访了一些国企老总，发现他们也有这种感叹：现在的人，跟五六十年代的人根本没法比。言外之意，不论民营还是国有，图书出版业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渐渐失去，留不住精英人才，即使留在出版社里，干着出版的活儿，也常常是个人与组织都不满意。

　　这一个看似不大的问题，却与中国出版面临的组织变革问题紧密相关。青年人，就像一个大树的树梢，常常在风雨来临前就摇动起来，预示着中国出版业已经置身在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洪流之中。这个21世纪的变革，我把它称之为文化组织的第三次创新。文化政治时代赋予出版社编辑以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已经被工资、年薪、工作条件等实实在在的硬指标所比拼下去。而当下出版社的收入，大部分人常常难以对外人启齿。前段时间，业内人士争相传阅一篇题为“出版业，最穷的垄断行业”一文，说的就是这种全行业的窘状。从文化消费的刚性与强度来看，出版业，无法与生产人们日常生活的吃、穿、住等必需品行业相比，与石油、电力、通讯等经济发展高度依存的垄断行业相比更难以望其项背，而没有大批充满活力、创新激情的青年人源源不断地投身到某个行业里来，这个行业是注定没有未来的。

　　那么，未来的中国出版业，拿什么来吸引时代的青年精英？而这，恐怕正是第三次文化创新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被忽略的文化动员能量

　　说到出版组织创新与变革，就是以生产图书、杂志、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专业文化组织在运营模式、人员来源、组织目标等方面的创新与变革。这种变革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上，已经发生过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这一历史时期，以图书、杂志以及报纸为载体而形成的专业文化组织的大量涌现，第一次取代了中国历史上大量以个体、自然人形态存在的文化活动，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主导者。这些文化机构最初以血缘、宗族、师生、乡党等传统人际交往圈子为主，逐渐过渡到以政治主张、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文化组织、文化机构上来。从20世纪初叶直到新中国在1949年建立，这些文化组织承担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把大量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引进到中国，东西交融，从此创造了一个与19世纪之前的中国完全不同的崭新文化形态。从胡适、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鲁迅、陈独秀等一大批时代先锋的文集、回忆录、日记、著作等文献里可发现，投身到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大业中，是那个时代青年的精神原动力，而组织报纸、期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则成为文化启蒙的第一支号角。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系统地描绘了这种新文化特征，并将之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著名期刊、报纸、出版社等一大批文化组织在1949年建国后，被纳入国家文化行政序列当中，文化组织的政治性目标得到突出强调，文化活动高度与国家政治活动保持一致，国家成为文化组织的唯一主办者，这一时期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成员都成为国家文化干部，按照国家行政序列(即部、局、处、科等级别)拿工资、津贴和分配住房等福利待遇。文化人因为拥有政治地位而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尊重，这应该是文化组织机构的第二次变革。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文化艺术“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既是对这种国家专营文化组织、文化机构时代的基本定位，也是新中国文化发展特征的高度概括。

　　今天总结回顾第二次文化组织变革的经验得失，最值得研究和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文化组织所具有的巨大动员能力。笔者在新近完成的一部图书中(《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55年发展历史为案例，总结、分析中国书刊海外发行60年的经验、教训。国际书店(国图公司的前身)在80年代之前是纳入政府序列的专业文化组织，其政治动员能力在员工身上所焕发出的巨大工作热情，至今还难以有哪一个文化机构所能够超越的。难怪人们常用“激情燃烧的岁月”来形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精神。企业员工这种忘我精神的获得，通常归结为“政治思想工作”的成功与得力。

　　中国国有企业所普遍具有的这种动员能力，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跨国集团以“三资”企业形式进入中国，迅速被跨国集团所吸收和学习，在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特区、开发区里的各种三资企业，都主动设有党、团、工会等组织，并成为这些企业里自己设立的“愿景”目标而对员工进行动员的组织者、实施者，只不过这种目标已经由传统的政治目标转变为企业经营目标。

　　具体到今天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文化创新，作为一个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为目标的特殊行业，无论是报纸、图书、期刊还是电视、电影、网络等其他产品形态，正如上文所述，精神消费的刚性、强度远比不上人们吃、穿、住、行等消费支出，因此出版业似乎永远不可能获得汽车、房地产等行业的优厚经济回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是这些用来满足普通大众精神生活的产品，其中要有一款能够满足出版人自身，即出版组织要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愿景”，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青年先锋以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为目标而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一样，寻找、发现21世纪的时代精神，发扬第二次文化组织变革所拥有的巨大文化动员能量，这恐怕是第三次文化创新最为理想的规划设计。

　　对西方资本、效率模式的借鉴

　　新中国60年的文化发展史表明，国家专营文化出版的单一组织形态，带来了体制僵化、活力不足、经营活力不强等等缺陷，以至于后来文革期间出现的“极端政治化”倾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今天国家从政府层面对全行业推进的出版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化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西方资本、效率模式的借鉴。从政治发动、科层管理的东方模式向借鉴资本、效率的西方模式转变。这种转变其实就是一种互相融合与吸收，更是一种创新。笔者在《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中，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为主线对1978至今天30年发展的海外发行历程进行了梳理。国图公司1980年开始实行“定收入、定支出、定补助、结余留用”的三定一留财务管理办法，1987年实行“四包一留”的管理办法，1993年1月，国图公司开始对多个部门签署1993年经营指标责任书，1997年2月又进一步整合下属机构，组建多个下属二级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各经营部门与之形成委托与代理关系，以契约形式明确各自的责任与义务，2000年全公司开始实施劳动、人事、分配等三项制度改革措施。这样一个具有50年历史的专业图书发行机构，在进入21世纪之际，基本完成了公司化改造。成立于1980年的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从成立之初就采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经营体制，探索输出文化、经营文化的做大做强之路。从前三十年的实物出口、中国书刊经销、代销，转变成合资、合作、股权收购等在资本层面上的网络、渠道建设上来，并直接推动了出版物的编辑、出版本土化步伐。

　　总结新时期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的文化实践历程可发现，对资本、效率模式的借鉴与吸收，使国图公司、版图公司这样专业海外发行机构获得了文化经营活力，第三次文化组织变革、创新的路径日渐清晰而明显。即以资本、效率的组织模式逐步取代了政治动员、科层管理的组织模式，使文化生产力获得了释放，大批从业者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文化创新活力日渐增强。

　　不仅书刊等传统发行机构如此，从已经实现的文化实践经验来看，数字出版、网络出版以及新媒体行业代表了中国文化组织创新的未来方向。与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和新媒体领域相链接的，是一个大于传统报纸、期刊、图书、电视、电影等传统文化机构十几倍的IT行业，在这样一个服务领域广泛、全方位渗透进社会各个层面的设计、研发、软硬件生产、技术服务队伍里，组织类型可谓“千帆竞发”，既有资本雄厚的外资、资源丰厚的国企，也有三五个好友组织的兴趣团队，还有数以万计业余个体。这个领域的主体绝大多数都是青年人，大批青年人以青春的梦想与创造激情，塑造了IT领域里的文化特征：不断创新、无限自由和尽情发挥个性，它已经日渐成为21世纪所有行业共同拥有的时代精神。因此，第三次文化创新，不仅要有资本、效率的经济回报，还要拥有自由、个性、创新的时代精神，这恐怕才是21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只有这种时代精神的召唤，才能使大批时代精英前赴后继的投身到这个充满无限机遇的文化行业中来，才能迎来一个文化繁荣的新世纪。

　　资本与文化，孰轻孰重？

　　如果以自由、个性和创新定位于21世纪的中国文化特征，那么为第三次文化组织的变革，就需要在文化出版管理制度、文化形态创新、文化从业者身份等多个方面进行变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虽以借鉴西方资本、效率模式，增强文化创新能力，但其核心不仅仅是获得经济回报，而应该要有更为远大的文化目标。比如在国内，需要用文化创新来强化政治和民族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让文化成为创造未来21世纪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和增强经济竞争力；在国际上，塑造和展现新世纪中国国家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让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传统的中国给世界文明以更大的影响力。因此21世纪的第三次文化组织变革比之60年前更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中国文化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量文化企业逐步转变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过程中，关注自身企业的经营效率往往成为第一选择。譬如，笔者曾对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自1950-2004年与非洲55年书刊往来历史给予了统计和对比。从1950-1987年37年的往来统计看，覆盖范围广，来往频次密集，整个37年间累计81次，平均每年2.19次。而1987-2004年的18年间，与非洲大陆往来国家数量减少，由前37年的25个减少到后17年的15个，下降比例达到40%。可以说，80年代至今的新时期，中国书刊在非洲的发行传播活动与前30年相比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与这种日渐萎缩的书刊交往相比，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关系却飞速发展，非洲大陆已经成为中国能源、工业原料以及中国工业化产品的重要来源地、重要市场。但这种快速增长的中非关系，却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是掌握舆论优势的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负面言论，对中国在非洲“殖民主义”“支持专制”“人权”的负面宣传的影响，抹煞了中国在非洲大量承包工程、劳务合作，以及贸易、投资等方面，给非洲当地社会带来的快速进步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实惠；二是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走上政治前台的非洲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多接受西方教育，崇尚西方的价值观念，在民主、人权、主权等方面的价值判断与中国仍有差距，不同程度上削弱中非关系的政治基础。

　　这种挑战凸现的是中国新时期在非洲文化影响力的薄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专业海外书刊发行机构在市场化进程之中把企业的全部重心投入到经济效益回报巨大的国家、地区，而不同程度上会忽视资本投入、效益回报较低的国家、地区。文化目标的“偏向”，是一个资本与文化之间经常发生的“文化病”。文化企业对资本利益的追逐而会不自觉的淡化长远的文化目标，二者之间有时会出现不同步、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弊病已经在中国出版业中普遍出现。

　　 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丹尼尔·贝尔早在1978年写到：“最终指导经济的还是经济深植于内的文化价值体系。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是有效的；但只有在构塑它的文化价值体系内，它才合理”，这句话道出了经济政策的工具性——它所服务的终极目标一定要符合某种文化价值观念，决不存在为经济而经济的工具手段。本文前述的两次文化组织变革，第一次变革完成了中华民族从传统到近代的文化启蒙任务，以新中国建立为标志的第二次文化组织变革，虽然有教训和不足，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新中国在国力远不如今天的时代所奠定的国家文化格局，都成为21世纪中华文化发展最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基础。对于新世纪的第三次文化组织变革而言，在大力学习西方的资本、效率手段之时，把资本、效率模式的活力、创新与国家民族远大文化目标结合起来，充分展现自由、个性、创新的21世纪时代精神的时候，就是中国第三次文化组织变革创新成功之时，也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贡献的时候。这是历史赋予这个时代的使命，也是这个时代文化从业者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