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的精髓就在于水墨色泽在笔触间显示出来的变化，你看，这些山石花卉的色泽是渐变的，而宣纸超强的吸水性，把这种渐变表现得淋漓尽致。”黄小建兴奋地比画着，拿出《十竹斋笺谱》指给我看。

　　胡正言的诀窍在于给宣纸喷上一层薄薄的水，也就是后来的水印，可别小看这层水，喷上之后，富含纤维的宣纸就变得柔软，墨色一沾上纸张，力道的轻重就把不同的墨迹洇染开来，画面一下子灵动起来。但这喷水的火候却是必须要掌握好的，水喷多了，墨会化，喷少了，又达不到效果。为了掌握这火候，黄小建练习了很多年。

　　一把拳刀用了三十年

　　常年打磨让柄上的木纹光滑异常

　　雕版印刷是个技术活，更是个力气活，十几年来，黄小建都是每天5点半起床，天蒙蒙亮就抓起拳刀开始工作。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笑说刻版太废眼神，自己的时间并不多了。

　　黄小建师从原浙江美院水印工厂的老师傅。师傅技巧炉火纯青，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翻刻的一幅潘天寿画作，让潘老先生本人都难辨真伪。

　　雕版印刷的第一部是写样，就是在透明的雁皮纸上把字或者图案像描红一样描下来，这项活考验一个人的绘画书法功底，一笔一画都要用力，力道用得不够，字样就不好看，稍有不慎手就抖了。由于一描就要三四个小时，如果心有杂念，往往耐不住寂寞。

　　刻版用的是上好的梨木，木头在雕刻前，要先蒸出树浆，再在通风的地方晾上半年，等干透了，才不会拱起，一块梨木板的制作，耗工耗时都不短。“这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工作，没有耐心，是没有办法做好的。”黄小建说。

　　写完的样，刷上一层浆糊贴在板上吹干，就可以开刻了。雕刻的拳刀可不是普通商店能买到的东西，而是自己手制的。红木根据手的形状和大小磨成柄，在刀柄中间刻上凹槽。刀片穿过凹槽固定住，还要将刀口磨成月牙形，只有这样，才能在雕刻时保证吃力面在刀头上，在每一笔的转弯处灵活自如。一把拳刀，黄小建用了三十年。柄上的木纹都被汗水和手掌打磨得光滑异常。

　　复活失传的“饾版拱花”

　　解决了明代工匠头疼的装裱难题

　　黄小建的另一项绝技叫作饾版拱花。这是一项明代的技术，在《十竹斋笺谱》中有过图例。但由于只剩了文字记载，却没有技法上的流传，这项技术在清代以后就罕有人会。

　　饾版是木刻水印的老叫法，指的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的颜色分别描摹下来，每种颜色刻成一块小木版，再根据颜色分别印刷，几种颜色一拼合，一幅完整的图画就出来了。

　　拱花则是通过木版上的纹理，在宣纸上印出凹凹凸凸的花纹，印完后的图案，在瞬间具有了立体感。

　　尽管拱花技术几乎无人知晓，勤奋的黄小建却从印刷史的零星记载中找到了线索，他指给我看一幅白玉兰的版画。画面上，翠绿的树叶、棕色的树干配上雪白的玉兰分外好看，而仔细看那玉兰，竟然并未使用任何颜色，而是巧妙地借用了宣纸的白色，通过纸张的凹凸显现出轮廓，异常巧妙。

　　“古人使用拱花技术，多半是在表现云彩、流水和侍女的服饰上，由于二维的纸张上呈现出了三维的效果，所以特别生动。”

　　拱花好看，却难装裱，一旦在宣纸后刷上装裱用的浆糊，费好大劲制作出的立体效果也会破坏掉，明代以后，尽管工匠们一再探索，却没有找到突破的方法，也是黄小建解答了这一难题，他家中的不少饾版拱花，都装裱成画卷或配上了画框，非常好看。

　五年能出师，出师也难“温饱”

　　“非遗”文化苦于无人传承

　　2006年，黄小建凭借精湛的杭印雕版手艺获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次年，杭州雕版印刷术被列入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是，找不到传人，让黄小建忧心忡忡。

　　上世纪80年代从浙江美院水印工厂离职到十多年后重操旧业，黄小建的生活可谓磕磕绊绊。随着机械化的推进，雕版印刷的市场也越来越小。

　　清贫也一直伴随着这个家庭。毕竟学习雕版印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黄小建指着手上密密的老茧：“做这项工作，除开绘画和写字的功底外，起码要五年才能出师。即使满师了，能否保障生存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学习。即使有人想学，我也奉劝他三思。”

　　但是，黄小建坚信手制的东西必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手工所带给人的温暖也不是流水线就能够取代的。

　　为了摆脱困境，他尝试着使用网络。现在的黄小建，在儿子的帮助下，开了一家网店，卖的是手工雕版、手工印刷的宣纸信笺。他拿出一套他自己设计的信笺，一枝利用拱花技术印刷的君子兰淡雅地开放在信纸的一角，这样一张信纸可不便宜，全手工的制作再加上创意设计，可以卖到15元一张。“只要找到新的存在模式，自然会有人来学习这门技术。”

        网店主要是儿子在打理，他则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新的画面设计和刻印之中。

　　“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

　　南宋时期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之书被称为监本，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的印书，坊刻书中又以浙江口碑最佳，叶梦得《石林燕语》评价宋代各地刻书业时云：“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第一次印刷就是由宋仁宗命杭州刊刻的，时人称为“杭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