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过去30余年以两位数年均增速成长，被称作经济发展的奇迹。不过从近年新一轮景气增长呈现特点看，我们可能要告别长期习以为常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率，适当调减经济增速预期。

    这首先源自经济供给面因素逐步演变的内在规律要求。人口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数量增长目前这两年经历最高点，借助劳动力数量增长推动经济扩张的动能作用将释放殆尽，对潜在供给增长速度产生制约作用。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大规模转移，是推动快速增长的又一供给面条件。过去十年中国非农就业增长达到1.2亿左右，农业劳动力净转出数量达到约6000万人，农业劳动力占比已下降到35%上下。中国劳动市场转型仍将长期持续，但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高潮或已过去，由此推动经济增长作用也将有所减缓。

    过去30年快速增长，使中国与发达经济差距显著缩小。中国目前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比较仍有相当大差距，但与更早时期比较已发生显著收敛，表明通过发挥后发优势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动力有所减缓。

    从宏观短期或周期角度看，过去七、八年平均两位数高增长，与货币信贷过度扩张推动一般物价过快上涨相联系，实际难以持续。2003年景气增长以来，消费物价指数CPI经历几轮上涨。第一轮CPI同比增长率峰值是2004年9月5.2%，第二轮是2008年4月8.5%，新一轮是2011年7月6.5%。同期平均增长率接近4%。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正在经历巴拉萨效应规律提示的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较快追赶，限制CPI中工业品消费品价格增长，使得CPI在显示货币供给支持经济增长方面成为一个显著偏低指标。

    2003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价格年均增长率超过10%，粮食肉类等农产品和食品价格年均增长8%-9%，原料和能源价格也增长6%以上。全面观察具有宏观含义的一般物价指标，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主要面临相当程度通胀压力。

    通胀对经济具有多方面负面影响。通胀本身是货币过度扩张和总供求关系失衡的结果，治理通胀本身难免会伴随经济较大波动，因而通胀与宏观经济不稳定往往互为因果，加大经济波动并带来效率损失。

    通胀环境干扰经济环境参数，鼓励过分投机心理，不利于企业在苦练内功，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因而与改变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目标不相一致。通胀税增加居民负担，通胀与生俱来的负面分配效应则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

    中国存款利率上限封顶的利率管制制度，利率变动对通胀反应弹性大大低于通常市场经济体，在通胀显著环境下发生负利率问题。2003年景气增长以来出现三次负利率，大约一半时间处于负利率状态。按照经济学自然利率规律要求，存款利率获得两个百分点正实际利率比较适当。然而过去多年只有2009年内几个月实际利率超过2%。考虑2010年7月至今一年多存款利率与CPI通胀持续倒挂，同期居民储蓄存款近30万亿元，用2%自然真实利率估算居民收入损失规模在一万亿元以上。

 通胀在宏观稳定、企业效率和收入分配上都具有重要负面影响，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也不一致，因而通胀治理应是宏观政策优先目标。适度调减经济增速预期，有助于切实治理通胀顽疾。

    从外部经济联系看，我曾在专栏中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过快，会加剧贸易条件不利变化趋势和速度，使产出增长转换为真实收入和购买力时发生一定程度消耗或打折。从大国经济过度扩张通过贸易条件不利变动导致福利损失“飞去来器”效应看，适度调减经济增速预期，控制经济过快增长也是明智之举。

    新一轮景气增长阶段性成果，为中国比较从容应对经济增速适度回调可能带来冲击提供多方面支撑条件。近年就业形势相对于世纪之交发生实质性改善，劳动市场上用工需求总量相对饱满，甚至间歇式出现“民工荒”和“用工荒”现象，客观上要求就业方针从主攻就业数量扩张，向兼顾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目标转变。主动适度调减经济增速与劳动市场客观转变和就业方针调整相适应。

    企业部门晚近时期资本回报率提升和资产负债表比较充实，也有利于适度调减经济增速预期。随着改制推动企业素质提升和宏观经济形势好转，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前利润率从上世纪末不到5%上升到近年17%上下，十四家主要商业银行税前利润率更是上升到近年超过20%。这些为企业部门应对经济主动调减增速可能带来的紧日子考验提供财务支持条件。

    适度调减经济增速，并非意味着经济增速越低越好。根本上是要使总需求扩张与潜在供给增长大体一致。考虑现阶段中国经济运行内外环境特点，接受一个略低于10%的增长率预期可能比较适当。在目前宏调关键时期，当然要对经济运行可能面临内外部超预期冲击进行前瞻性研究并准备预案。不过从多年经验看，中国宏调政策效果“治冷难治热”，权衡双向风险目前仍需防范宏调政策收尾时做成“夹生饭”。

    即便调整到8%-9%长期年均增速，中国仍是增长最快经济体。即便未来某个时点，中国经济增速被其它处于较低发展阶段新兴经济体超出，中国在经济增量意义上仍有望保持最重要经济体地位。适度调减经济增速预期，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国民福利，也有利于中国更好发挥全球经济主要增长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