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东一个三线城市见到了老张。他是当地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控办公室的负责人，在过去的15年间，一直跟艾滋病患打交道。

艾滋病早已不是陌生事物了，病情也能得到控制，不是恐怖的“绝症”。在我想来，人们不会再谈“艾”色变了。但听完老张讲的故事，我还是很意外，原来在他工作的那栋走廊见不到光的办公楼里，每天都上演着普通人体会不到的人情冷暖。

老张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在当地，恐慌艾滋病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却越来越多了，而男同性恋患者占了八成以上。在那个称不上开放的三线城市，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男同性恋艾滋病患。亲人的冷漠和歧视，比艾滋病病毒还要可怕。

以下是老张的口述。

1

我所经历的，跟生活的这个城市一样，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故事。在过去的15年里，我主要负责的是艾滋病的管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上班的办公楼，走廊从来是黑暗的，只有尽头的窗户，会透进来刺眼的光。

病患接到的通知复查的电话，都是从我们这里打来的。这个电话足以改变他们的后半生。

打第一通电话的时候，我们很谨慎，通常只会说，“这里是疾控中心，请你来复查。”或者，“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请来疾控中心领取”。

感染者接到我们的电话，一般都小心翼翼，声音放低，害怕周围的人听到。

很多人到了办公室门口，看到了“艾滋病防治”的牌子，才明白过来，不敢推门进来。有病患是家人陪着来的，家人看到了牌子，就在门口开始哭喊大骂，我只能把他们劝进来。

等他们到了，我会请他们到办公室沙发上坐一会儿，倒上一杯水，再慢慢和他们解释。

语调要温柔，但是不能拐弯抹角，这样他们会想得更多。一定要给他们时间，看住他们，临近城市真有人直接从窗户上跳了下去。一般是半个小时，最多一个小时，他们会逐渐从悲伤和懊恼中缓过来。

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有人立刻崩溃，吵嚷着要自杀，有人则愤愤地喊着去杀传染他的人，而很多年轻人只是无奈地摇摇头，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他们埋怨，我们就听着。然后我们再带着诚意，告诉他们，“这没什么，国家正式发布了鸡尾酒疗法，病情完全可以控制，用药之后可以正常生活”。

我接触过的年龄最小的病患只有16岁。他是通过一个男同社交软件约会被传染的。他的父亲一直在农村，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

我们这个地方，因石油而兴，如今又日渐衰落，一直到2016年才通了客运火车。城市里只有少数几个酒吧、商城和百货大楼。西城的油田少年宫，曾经是整个城市唯一的游乐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一片破败，水塘里长满了藻类，玩具也生了锈，被弃置一边。几年前，这里还是男同群体约会的地方。

随着同性交友软件的流行，更多的交友都转入“地下”，进入更加边缘的空间。不同于大城市，这里没有专门的同性恋酒吧，也很少有大型的聚会。他们的世界，在别人眼里，显得更加隐秘。当然，还有所谓的“混乱”。

2

在我们这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很多观念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进步。男同患者会背负道德压力，很受歧视。而最大的歧视，通常来自他们身边最亲近的家人。

小涛是在2010年检查出感染艾滋病的。他的家庭情况很好，父母以前都是机关干部。他从小非常优秀，考到了一本学校，学的是热门的信息技术专业。他在一次痔疮手术前验血时，查出艾滋病病毒。那年，他只有20岁。

他第一次来疾控中心的时候，是70岁的爸爸陪着他。我在电话里只告诉他们房间号，当他爸爸在外面看到牌子——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就开始喊，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当场要打他儿子，被我拦住了。

小涛在办公室里哭了很久，他的父亲一直在叹气，我就劝他们回去好好生活，按时吃药，“路还长呢”。

后来，小涛毕业后，家里人在区里给他安排了工作，逼着他搬回家住。他定期过来拿药，有时父亲会帮他拿。但只要他的父亲来，就会跟我埋怨两句。

从父亲的口中，我大体能猜出来，家里人对小涛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小涛再也不是他们的宝贝儿子，而是成了一个累赘。只要他在家，父母会给他拿上单独的盘和碗，他的物品和其他人的要隔着一个空间。侄儿侄女回来，都不准和他接触。家里人和他在一起，除了大眼瞪小眼，很难再交心了。

“我就想直接把他关在家里，就关上一年，让他彻底断了对男人的念头，再到农村给他找个媳妇。”有一次，他父亲直接这样说。

我吓了一跳，只好连哄带吓，不断提醒老人，性取向是很难改变的，尤其不能再祸害其他人。

这样过了不到一年，小涛突然联系不上了，连他父亲的电话也打不通了。

还有一个病患，跟小涛父亲一样，都是在本地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他是县城的公务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对全家人坦诚相见，但这件事在第二天就传得满城风雨。

家里人都避开不见他，出门背后有人指指点点。单位还专门给他安排了单独的办公室，和其他人隔开。同事吃饭聚会不叫他。有一次他想请3天假，领导赶紧给他批了两周。

一个老人在体检时查出了艾滋病病毒。他年纪大了，在儿子家住着，还得照顾孙子。电话打过去，他儿子接了，先把我骂了一通，然后直接把他父亲所有的东西从家里扔出去，不让他再进家门。之后，我再给老人打电话，他直接跟我讲：“就当我死了吧。”

3

歧视和偏见，会让男同群体隐藏得更深。

前两年，我们会和同性社团组织一起，在他们聚会的时候，去现场去干预。经常，他们正在酒吧里有说有笑，放着分贝很高的音乐，我们就进去了，再把音乐关上。

我拿着话筒讲艾滋病是怎样传染的，要注意什么。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我们会免费发放避孕套和润滑油。

最后，我们都会在隔壁的一个空房间里，安排验血。几乎每次都会查出新的艾滋病病患，最多的时候，24个人来验血，有6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看到结果，我们都有些惶恐和无力，难以想象这个群体里实际有多少人感染。有几次，我通知病患的时候，有人哭完了就开始咬牙切齿地大骂，“一定是他，一定是那个人感染我的，我说为什么那次死活不戴套！”

还有病患对我形容，每次去聚会，会发现“都是亲戚”，不是前男友，就是之前约过的人。

晓东是我们这里的“常客”。其实，他不是艾滋病患者，但他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查出来了。

去年，他的朋友马哥在献血的时候检测出了艾滋病病毒。知道结果的时候，马哥几乎崩溃了，在床上躺了一天，第二天给晓东打电话，眼里冒着火，说：“我知道是谁干的了，真想去把那人杀了。”

遇到晓东这样的“混圈子”的人，我会提醒两句：“你可注意点啊，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有一次，一个艾滋病患在晓东家玩的时候用了他的剃须刀。晓东怕有带病毒的血液留在了上面，一宿没合眼，第二天就跑过来验血。我告诉他，血液在24小时之后就没有传染性了。

晓东变得很惶恐，每隔一两个月就要来检查。有时候恐惧到上洗手间的时候，水溅到身上，他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恨不得马上去医院查一下。

如今，晓东已经有了固定的男朋友，还一起买了房子，说以后要一起住。但是实话说，这个圈子里的交往很难长久，他自己也说也许过几天就散了。

说来也感慨，我们的病人档案001是一位2005年查出的患者，最初的几年，很多患者都失访了。当时，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是绝症，患上就没有救了，就自暴自弃，拒绝接受治疗。

现在艾滋病有救了，感染者数量却一直在增长，尤其是男同患者比例居高不下。

我们这里没有针对男同群体的正规NGO。我的一位女同事，曾劝说很多男同来做志愿者——找圈里人来验血，或者在活动上做演讲。其中就有晓东，他是热心肠，一直帮助身边的患病朋友。但和大部分人一样，晓东最后也没有来做志愿者。

原因是，他们都不想抛头露面。

4

小涛终于在今年2月再次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

这一次，小涛的状态非常不好。他走路都有些颤抖，两眼没有神。头发也剃光了，裸露处，可以看到大块的血斑。手套脱下来，手上有更多的血斑，已经开始溃烂。

他坐在一边不说话，办公室里只能听到母亲的哭声和父亲不住的叹气声。

原来，小涛离家出走了两次。第一次，他在济南、淄博、南京等很多城市飘着，中间认识了一个男朋友，比他年龄小，会照顾人，想一起生活。但当他把男朋友带回家，家里很快炸锅，父亲直接冲上去，拿了1000块钱路费，把男朋友赶走了，又把他锁在了家里。小涛趁家里人不注意，再次离家出走了。

他去了外地，换了手机号码，不再和家里人联系。由于在外地工作和合租，吃药怕别人发现，他就没有继续用药。他的父亲觉得生气和丢人，不主动联系他，也不接工作人员的电话。

小涛体内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抗体，病症已经很严重了。

我震惊之余，赶快对他们说，现在用普通的药已经没用了，要赶快去北京的医院治疗，否则这样的情况，他撑不过半年了。

“你说你还回来做什么？”这句话，小涛妈妈重复了很多遍，语气里有嫌弃，也有些不舍。

哭喊了一阵子，他们还是走了。再一次见到小涛是两个月之后，他自己来办公室里拿药，笑着和我打招呼。脸上、手上，还能看到一些伤疤，但是人的精神已经很好了。

那天回家后，他决定去北京治病，但没有亲戚朋友愿意陪他。最后，70多岁的老父亲陪他去了。前后10多天，病情很快稳定住了。小涛的爸爸一直在身边，给他打饭，接屎端尿的。他心里也开始愧疚，病好后，就回家工作了，平时也会照顾父母。

“在医院里，我和爸爸聊了很多，他也不想再看着我难受，我也不想再让他担心了。” 小涛对我说。

看上去，他和家人之间，终于有了一个和解。

遇到那个年纪最小的16岁患者后，我将他父亲叫到了办公室，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希望他们不要再走小涛家的弯路。

这个父亲最开始在孩子的手机里发现了裸男的照片，狠狠地打了孩子三次。孩子后来很少跟他说话，经常在社交网站交友，退了学，天天不务正业。

孩子来检查的那一天，说漏了嘴，说是一个“客户”传染给他的。我没有告诉这个父亲真相，只是嘱咐他多花些时间陪儿子，帮他找个正经工作。

这个父亲叹了口气，“灾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