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出租车司机杨师傅不敢在上下班高峰期出车，因为武汉已然变作一个大工地。“前两年是武昌不敢走，如今轮到汉口。”杨师傅告诉《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汉口城区主干道建设大道被城建工程拦腰斩断，八车道的主干道被围板拦得只剩三车道，有的城建项目不分昼夜地施工，“路堵心更堵”。

上万个工地同时开工，每平方公里投资近亿元的城建规模，也令一名曾在武汉大学求学的外地学子找不到回校的路。他感叹道，大拆大建之下的武汉，长江隧道、三环、二环串起武汉三镇，出行比5年前方便得多，但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这座曾经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已是满目的“水泥森林”，格外陌生。

多名武汉市民向本报感叹，大规模同步建设影响到交通和空气质量，“城市建设可以加强规划，适当慢一点没有关系，当下的出行感受和长远的生态环境也很重要。”

在这背后，则是武汉近年来有目共睹的城建速度。武汉市市长唐良智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武汉5年内的建设计划将花费200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万亿元）。该媒体则称，单单武汉一座城市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就与英国全国更新和改善基础结构的支出相同，其资金和实力会使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自惭形秽。

但多重疑虑随之而来。武汉曾以2037.05亿元的债务余额，被指“中国负债最高的城市”，当地主要投融资平台近期亦被下调信用等级。尽管官方仍对债务形势表示乐观，但2万亿元的巨额投入仍旧引发外界对于地方债务压力的关注。

另据记者统计，中国约有10个城市每年城建投资都在千亿规模，个个堪称“豪可敌国”。

一个城市与一个国家

去年，鲍里斯·约翰逊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邀请来到武汉，参观万达集团在武汉的商业、文化投资项目。约翰逊此行参观了万达集团在武汉的最大项目“中央文化区”，号称投入资金多达500亿元。

万达巨资投向武汉，仅仅是该市近年来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一般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分为三大领域，即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工业投资。前两者相加即为城市建设投资。

以2013年为例，武汉完成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投资1301.14亿元，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905.60亿元，两项之和为3206.74亿元。

而据媒体报道，2014年武汉城建总投资将超1500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预计将破2000亿元。此速度与唐良智谈及的未来五年2万亿元的城市投资账本基本吻合。

据武汉市城建委主任彭浩此前介绍，庞大的城建投资中，政府财政支出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其他融资渠道包括利用BT（建设-移交）、BOT（建设-运营-移交）、PPP（公私合营）融资，发行企业债券、融资租赁、利用外资、民间资本等，发展各区融资平台资金等。

上述英国媒体在谈到武汉的城建蓝图时表示，仅武汉一座城市，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就与英国全国相仿。这座城市数以百计的公寓楼、环城公路、桥梁、铁路、一个完整的地铁系统和第二国际机场都在建设之中。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英国政府网站查询到的信息显示，英国官方的新版全国基础设施计划总规模超过375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37500亿元），投资领域包括能源、交通、防汛、废物处理、水资源和通信设施，时间表则覆盖到2030年或以后。

也就是说，这3750亿英镑将是英国今后近20年的整体投资规模。而根据英国财政部的信息，英国将在未来7年完成公共投资1000亿英镑，从而重建英国。当然，其中许多钱需从私营部门融得。

考虑到存在口径出入，以及房地产投资是否计入等问题，并不能简单得出武汉城建支出超过英国的结论，但根据武汉2013年的数据，基础设施投资（1301.14亿元）约占城市建设投资（3206.74亿元，即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开发投资之和）的40%，也就是说5年2000亿英镑的目标投入中，大概会有800亿英镑直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与英国的投入规模大体相仿，符合上述英媒的判断。

地方债偿债隐忧

大手笔投入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亦引发了外界对武汉负债问题的关注。根据财政部湖北专员的一份《对湖北省武汉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调查与思考》报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达2037.05亿元，负债率相当于国际通行标准的1.36倍，政府2年内每天需偿债1亿元。武汉因此被冠以“中国负债最高城市”之名。

不仅如此，今年年初，中债资信发布了最新一期对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武汉城投”）跟踪信用评级结果，将武汉城投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下调为AA-。

武汉城投是武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体和武汉市政府城建投融资运作平台，主要承担武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投资和建设任务。

对于降级原因，中债资信在评级报告中直言：“公司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偿债指标有所弱化。公司未来投资支出规模仍很大，同时考虑到目前融资平台的融资政策依然严格，且未来1~2年公司到期债务规模很大，整体偿债压力将增大。”

与此同时，武汉城投的银行授信额度也大幅缩水，但其负债却在大幅攀升，负债总额已从2010年的841亿元升至2013年9月末的1117亿元。

中债资信称，武汉城投的偿债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武汉市政府财政资金（每年约50亿元）、路桥收费返还（每年约18亿元）、土地出让收益等，但未来五年仍有约250亿元的资金缺口。

不过，康良智也表示现在的债务与城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偿债能力是匹配的，但要制定合理的举债规模，优化债务结构，适应未来城市发展规律，把资金管好、用好，用出效率、用在该用的地方。

各地还债基本靠卖地

在武汉大举造城的同时，中国其他城市也在进行着令世界惊叹的城市建设。《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统计发现，一些大城市每年的基础建设投资都在千亿规模，若加上房地产开发投资，均达数千亿之多，个个不输武汉。

京沪方面，2013年北京全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1785.7亿元，主要投向交通运输和公共服务业。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则完成投资1043.31亿元，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2819.59亿元。

天津市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数据，不过去年7月当地媒体报道称，2013年上半年天津市共投资959.61亿元，推算天津一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在1400亿元以上，加上房地产1480.82亿元的投资，一年城市建设投资达到3000亿左右。

在“第三城”广州，去年完成建设改造投资2874.87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1579.68亿元，也就是说基础设施投资大概在1300亿。

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的深圳，城市建设已经相对成熟，因此目前可以投资的空间也比较小，去年城市更新改造投资仅358.34亿元。

相比东部，中西部的一些大城市建设后劲更显十足。比如重庆，去年全市基础设施完成投资2962.10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3012.78亿元，堪称“真土豪”。

长沙去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829.32亿元，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153.61亿元；郑州去年基础设施投资973亿，房地产开发投资1445亿元。城建投资力度均达到2000亿级别。

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所长黎旭东教授告诉记者，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这两大领域，市场主导作用比较强，因此主要靠企业投资完成，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则主要以政府来推动。“政府负责基础设施，比如地铁、隧道桥梁、污水处理等市政设施。”

而地方政府投资则主要通过旗下的投融资平台负债投资来实现，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也使得很多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例如，重庆市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底,全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3070.39亿元。在北京，截至2013年6月底，北京市本级和区县本级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6496.32亿元，比2010年底增加3325.49亿元。

2010年亚运会的举办地广州的债务也不少。截至去年6月，广州市政府性债务达2865亿元。一方面是背负的沉重债务，另一方面则是未来发展仍需继续举债投入。按照计划，2013年7月~2016年，广州市计划举债1438亿元，主要用于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化解债务？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告诉记者，地方政府还债主要有几个来源，包括土地收入、国企收益、税收以及罚款等非税收入。

以广州为例，目前广州已经制定了《广州市存量政府性债务化解工作方案（2013年下半年－2016年）》，通过盘活优质资产和存量土地资源、重新划分债务性质主体、增加国资经营收入等多种途径，加大债务化解力度，该市力争到2016年年底，化解全市存量债务60%左右。

实际上，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抵押资产都是土地，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未来能否如期还债，与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好坏有关。

“现在很多地方领导恨不得在任上把所有工程都搞完，有些领导为了政绩和GDP拼命建设，不管离开之后还能否可持续发展。”黎旭东说，一旦房地产形势下行，那么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也会凸显。

“全国都一样，所以地方政府往往比较反对对房地产进行严格的调控。”彭澎说。